【背景资料】

　　关键词：淮河

　　淮河治污计划始于1994年。1995年8月8日，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———《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》颁布。这部法规明确提出：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，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。到了2001年初，《人民日报》报道，国家环保局宣布淮河治污已完成了达标目标。然而，没有多少人相信此说。因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见证着一个结果：淮河，一年复一年地污浊着，并没有什么改变。

　　关键词：太湖

　　1998年底，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过声势浩大的 “聚焦太湖零点达标”行动——要求在1998年底，太湖地区1035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。1999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，相关部门宣布“基本实现阶段性的治理目标”，所有企业已全部实现治理目标。然而，进入新世纪后，太湖水不但没有变清，甚至持续恶化。2007年7月更发生太湖蓝藻令无锡市民没水喝事件。

　　【编者按】谁都知道，现在的环境污染是越来越严重了，但却很少有人能搞明白导致污染和不能根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以三河（淮河、海河、辽河）三湖（太湖、滇池、巢湖）治理不成功为例，有谁知道真实原因——究竟是技术不到位？资金不到位？监管不力？还是贪污腐败的结果？

　　三河三湖治污未果工业污染源是元凶

　　中国政府的环境指标一直未能完成，尤以三河、三湖治污目标未实现引人注目。媒体报道的说法颇多，如：“治理投资被贪污了”、“600亿元治淮付之东流”、“47亿元治滇池未见效果”等等，均无根据，也未点中要害，真正的祸首其实是工业污染源！

　　可是，它是怎么被人们忽视掉的呢？

　　根源在于国家环保总局的2000年零点达标行动。该行动宣布：全国工业污染源已实现达标，达标率高达90％多，之后该结论一直未变。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在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，白纸黑字赫然在目：淮河COD（所谓化学需氧量，表示水中还原性物质多少的一个指标，它的数值越大，说明水体受有机物的污染越严重）年排放量40万吨，太湖COD年排放量19万吨；之后，水利部淮委水保局2005年推出淮河COD年入河排放量高达127万吨，却被国家环保总局斥之无权公报数据；再之后，人们的注意力就很难再次聚焦工业污染源了。

　　于是，水污染治理的重点逐渐向城市污水、甚至城市垃圾倾斜；后来，又把农业面源（农田径流污染）、河湖内源（清除底泥）也推上审判台。唯有工业点源只在打击反弹、提高稳定达标率时才被涉及。对于工业污染源的重视，就这样被达标排放引开了。

　　准确污染排放数据是焦点
　　记得我在制定淮河治污规划时，遇到过多次戏剧性的变化。比如，流域内的各地区上报COD现状数据后，发现小企业占比例大，正准备采取对策，很快新数据就出来了——小企业排放量比例大大变小了，于是这条政策只能落空。再比如，决定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后，现状数据却又一再增大，只因为地方政府想多要排污权。由于基础污染物排放数据一变再变，不断加大，我们最终采取水利部淮委提供的系统数据，利用我们自己“七五”科技攻关成果，按照淮河还清目标，倒推计算出最大允许COD年入河排污量36.8万吨的结论，即不管现状量有多大，也需削减至36.8万吨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确定了两步走的战略：第一步是1997年工业污染源达标，达到年排87万吨的COD水平；第二步修污水处理厂，达到年排36.8万吨的COD水平。现在看来，第一步隐含的问题是工业污染源只有关、停、禁、改、转措施，缺乏达标技术，不能给企业有力务实的帮助，并且，至今也未有实质变化；第二步隐含的问题是管网严重滞后，污水处理设备容易被企业虚设，污水不能得到集中有效处理——只谈治污需求，未与建设部和地方城市研究城市建设规律，恰如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一句话所示：“我不修路，你怎么修管网？”

　　由此可以看出，三河三湖的治理并不是有钱无钱的问题，是钱怎么花、往哪里花以及能否花得出去的问题。

　　由于存在管网等问题，2000年2005年，在淮河治污规划导引下，全国出现污水处理厂建设高潮。一时间，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建设规模是建国50年的两倍，但运行负荷量仅为60%左右，验证了第二步战略要求过急，不符合城市建设规律。但同时也可证明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速度，大于城市人口增加、污水增加的速度；新修污水处理厂，不仅可解决一部分城市污水处理所欠的老账，还能解决一部分工业废水处理所欠的老账，大大减缓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和污水的增长压力，不可能成为江河湖海等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增高的元凶。

　　那么，导致三河三湖污染持续扩大的元凶到底是谁呢？

　　还得指向工业污染源！

　　有几处蛛丝马迹——

　　其一，是环境统计数据。其变化趋势与环境执法绩效相符合，是COD减少的趋势。但环境科研部门在珠江、辽河、渤海的调查数据却出现大于或高于统计数据几乎翻倍的结果；

　　其二，是水利部门的入河排污口监测数据。虽然水利部长期在取样代表性、实测有效性方面与环保总局有争论，但不争的事实是，理应比排污口排污量小1040%的入河排污量，却永远超出50100%；

　　其三，是新增污染物排放量。在项目环评时，为了保证区域排放总量不增，地方都要承诺以新带老，保证削减若干老厂排污量，腾出指标给新厂。这些承诺，在项目上马前有环评者评估：上马后就变成了老污染源，且都达标，其排放量并不小。如某省年产3.5万吨的纸厂关了20余个，新上几个100万吨的大纸厂，单厂排放浓度降低了，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却因为造纸规模大大增加，不一定能够降得下来。

　　只有控制住排放总量，污染才能彻底得到解决。现在用全国污染物10％削减量，掩盖了每条河、每个湖应该削减的具体指标。水利部提出全国各大流域总量控制建议，但因为排污总量的削减达不到这一建议，故迟迟未被国家环保局采用。其难点在于工业污染源数据不真实，无法做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合理分配。环顾国外，美国的特拉华河口，英国的泰晤士河，德国的巴登湖，日本的琵琶湖，几十年前也曾黑臭死鱼，富营养化，都是采取水质规划理论，控制排放量并分配至污染源的办法，优先治理污染工业企业，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，辅以择段排放和截污导流等措施，经过20年－50年，就恢复了它本来的清澈纯洁面目。

　　不知不觉我们已治污接近15年了，工业污染源仍未得到有效控制。我认为中国河流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仍旧是工业污染源。河流输运污染物最终都流入湖泊和海洋，对湖泊和海洋，还应把来自农业面源的氮、磷与工业污染源同等对待。但前提是不解决工业污染源，农业面源的治理效果也很难显现。本文无法估算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到底瞒了多少，因为工业企业在30年前我国建立排污收费制度之时，就有“八路军蒙共产党，一个企业几本排污账”之说。这次国务院下决心调查污染源排放量，在调查说明中特别写上与收费与达标无关，目的是打消顾虑，求得真实。但积重难返，如何真正把元凶暴露出来，还得再有些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行。

　　(本文仅为一家之言，仅供读者参考，本刊欢迎其他专家学者来稿，继续就环保话题发表不同意见。)

作者: 夏青 | 来源: 凤凰周刊 2007第23期 总264期